原标题：阿里打假联盟晒成绩单:苹果LV组团打假 涉案金额28亿

从技术驱动到能力共享，再到模式创新，阿里在完善治理体系的道路上，从未停止。

成立仅20个月，AACA（阿里打假联盟）聚集起105个品牌成员，从今年4月1日至9月5日，AACA总计研判了近400条线下涉假线索，向全国执法机关推送其中近200条线索，绞碎214个涉假窝点，抓获620名犯罪嫌疑人，涉案金额达28.8亿元。无论是资金支持和人员投入，“无上限”三个字便足以看出阿里巴巴打假的决心。

家族式造假

诚黎的手机上至少有五个不同类别的扫码APP，功能却出奇地一致——查核商品真伪。他无法抗拒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：拿到手里的物品，不自觉地都会去验一遍。

诚黎36岁，但在打假领域已是不折不扣的专家。

他的工作日常是前往全国各地，与所属商品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进行沟通、并提供线索配合当地警方打击线下制假窝点——这需要具备极高的专业度和充沛精力。仅2017年，诚黎所乘航班的总计飞行距离达14.4万公里，航旅软件提醒他，“折算成长度可绕地球三圈半。”

在公安系统工作13年后，诚黎于两年前投身阿里巴巴的“打假特战队”。从莆田假鞋案到南京假酒案，再到LV跨国售假案，诚黎的团队已多次交出漂亮的打假成绩单。

事实上，假货涉案金额的高低早已不是诚黎最关心的部分。一个细节让他感触颇深：这些年里接触的制假者，无论是作坊老板还是流水线上的工人，极少有人认为造假是一件可耻的恶事。

“他们觉得这只是一桩生意，只是这种生意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，“诚黎对这种无知感到惊讶。他还记得三年前参与的一桩卡地亚首饰的打假案，在被起获的五金件工厂里，几乎所有员工之间都是亲戚关系，“没人觉得做这件事是错的，很多都是家族式犯罪。”

除此之外，诚黎还观察到，这些年里制假售假者的手法也进化得更为隐蔽和精诡。总体而言，呈现以下几个特点：假货源头从线上转移到线下、从公域转向私域；流程上多为订单式生产、产业链切割分工，大型订单的人工开始向更为便宜的东南亚转移；假货的销售渠道甚至也延伸至海外。

以南京那场假酒案为例，制假者已是二次作案。有了此前被查的经验，这次他将销售点放在湖北，仓储则设在南京。为了避开刑事责任的红线，南京7个仓库的存货，都被“精准”控制在单个5万块钱以下。

诚黎现在的工作，大多在幕后配合警方执法，但也不排除需要到一线窝点协助案件。这支懂技术、能协查的特殊队伍，负责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线索，并配合各地执法机关进行线下打击。有朋友劝他，这份工作有危险，“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”。

在实际工作中，诚黎与“打假特战队”的同事们也大多以化名现身，这个不到30人的团队吸纳了一众前警法人员、前海关人员、法学研究生、技术人员。其中，六分之一为女性。 诚黎坦言，“工作中受伤倒不存在，就是怕打击报复，这也是我们不用真名的原因。”

打假合伙人

打假并非紧靠平台和品牌的一己之力。在阿里打假的伙伴中，便有许多来自品牌方的“打假合伙人”共同助力。

虽然已经年过花甲，玄慈依然在各地奔波，没有退休。玄慈不是法号，也不是艺名，她的真实身份是Louis Vuitton（下文简称“LV”）大中华区及蒙古国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总监。

专业打假，玄慈已经干了23年。她见证了打假从最初行政部门参与执法为主，到现在多方合作、技术赋能的发展历程。最近几年，警方、LV和阿里巴巴三方合力，破获了多个制假售假的大案，玄慈也越发感觉到，打假早已不是哪一个机构自己的事了。

算起来，在中国的“打假界”，玄慈可以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。

早在1995年，在香港做了19年警察的玄慈就决定离开警队，选择了一家公司从事打假工作。彼时，《产品质量法》已经出台3年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完善，但对造假售假的执法层面却仍不健全。

2016年5月，警方、LV、阿里联合打掉的一处造假LV窝点。

“那时候打假要比现在难得多。”玄慈说，在从业之初的那几年，针对制假售假的执法主要由工商、质检等部门执行，手段也大多是行政处罚，震慑作用有限。直到1999年，玄慈才有机会和自己曾经的同行合作，与义乌警方一起办了她经手的第一个刑事案件。

2006年，玄慈进入LV公司，依旧从事打假方面的工作，考虑到安全因素，她举家迁徙到了一个内陆城市。玄慈说，她并不太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家人的平安是最重要的事。

8月15日一大早，她从外地赶到杭州，参加阿里举办的“警方、品牌、阿里合作打假经验座谈会”，进入阿里的园区时，系统自动为她分配了玄慈这个花名。她很喜欢这个花名，便决定用起来。玄慈说，自己干的都是砸别人饭碗的活儿，所以要尽量保持低调。很快，座谈会上的桌签也被换成了玄慈这 名字。

其实，玄慈和阿里巴巴的打假团队也是老朋友了。双方的合作始于2011年，当时阿里的打假团队发现有人在网上销售假冒的LV产品，于是便找到玄慈，开启了接下来数年的合作之路。

“一切合作的前提是信任。”玄慈觉得，在互联网时代，虽然假货隔着虚拟世界更加防不胜防，但很多制售假行为也会在网上留下痕迹，过去“单枪匹马”的打假模式很难行得通了。

在玄慈看来，阿里拥有强大的防控系统和技术分析能力、消费者通过平台反馈的产品信息，LV经过长期积累也有很好的案件线索，而执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。在三方共同努力下，有些看起来很小的案件，经过深挖，往往能更好的“扩线”，收获更好的效果。

2016年5月，警方在造假窝点现场抓获造假者。

联盟之战

20个月前，一个被命名为AACA的组织在杭州宣布成立。

AACA中文名叫阿里巴巴打假联盟，倡导在平台上保障知识产权，与作为权利人的品牌方共享资源，实现打假领域的合作。3个月后，30家全球品牌作为联盟成员首次集体亮相，并发布《联合公报》，明确提出以“让假货无处藏身”为使命，共建一个全球24小时无时差打假共同体。

确切地说，这个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特别的样本存在。

尽管此前已有QBPC（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）、INTA（国际商标协会）等组织在知识产权领域发力。但纯粹由一家互联网科技企业来主动发起，根据联盟不同成员的需求，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，联动线上线下共治的组织，ACCA目前算是独一家，由其发布的公报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首份聚焦打假议题的《联合公报》。

故事的开头并非一帆风顺。坦白讲，AACA成立之初，无论是品牌方还是外界都一度对项目抱有质疑和观望。

“当时我们已经跟一些多年合作的权利人进行了充分沟通，在阿里内部也得到公司各个高层的支持，但外界质疑声主要围绕在阿里是不是在作秀？”阿里巴巴集团品牌合作总监付筱林参与了AACA的整个筹建过程，据其回忆“品牌的观望在于，想观察阿里到底会倾注多大的诚意和资源来进行合作。”

彼时，付筱林的团队负责各个品牌与AACA的业务对接及运营，九名核心成员都颇感压力。“在整个运营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不断去鼓励联盟成员主动参与，发动各自所在行业的议题探讨，这是当时的首要任务。”付筱林说。

数据和事实是打破疑虑最直接的证明。

8月3日，AACA宣布联盟成员达到105位。成员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，覆盖包括奢侈品、珠宝、服饰、智能设备等12个行业，由微软、苹果、LV等品牌组成的打假实干体。从今年4月1日至9月5日，AACA总计研判了近400条线下涉假线索，向全国执法机关推送其中近200条线索，绞碎214个涉假窝点，抓获620名犯罪嫌疑人，涉案金额达28.8亿元。

但对于付筱林和同事来说，她们希望联盟能形成的合力，远不止于打击假货。一些更深层次的考量被视为联盟的内核力量：通过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，去挖掘所在行业里潜在的高危知识产权侵犯问题。

一些行业已经先行尝试并取得成果。

2015年9月，警方查扣一处存放假冒LV产品的仓库。

譬如，打假联盟里的日化行业正在实行一个名为“颜如玉”的项目：TOP10的日化品牌，与广东省的公安机关建立了信息共享的情报渠道，一旦发现和这些品牌相关的制假售假信息，将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品牌、联盟和警方的三方联动，精准打击售假源头。

事实上，联盟承载着更丰富的角色。目前来看，至少有7个维度的功能可以提供给联盟成员，并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来实现联动。

首先是线上的投诉申诉平台，权利人发现假货可第一时间向平台进行投诉。其次是主动防控，也就是在平台与品牌之间链接起信息的共享机制，形成更立体的画像，这在联盟内部有个生动的名字“鹊桥“。举个例子，假设出现重复侵权者或是高危售假商户，系统将会主动识别开启防护机制。

第三个维度，便是对联盟权利人抽检鉴定的合作。“事实上，阿里会有专项的经费来支持联盟品牌方相关产品的抽检工作。”付筱林透露。剩下的部分，囊括了线下源头打假合作、民事诉讼以及对公众的普及教育上。

那对于联盟成员的身份，是否有所限制？据了解，AACA联盟成员有一套完备的准入退出机制。但门槛并非以商业合作为考量，而是以品牌权利方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愿和投入力度为基础。“比如LV，它在全球任何平台都没有开设电子商务的渠道，在阿里也同样没有开网店，”付筱林说，“联盟还是扎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保护需求，希望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。“

今年5月，LV联手阿里协助上海警方成功摧毁一个生产销售假冒LV等奢侈品专销国外市场的犯罪链条，跨越4省市共抓捕犯罪嫌疑人29名，现场查获涉假产品11000件，初步估计案值1亿余元。

这不是双方第一次合作协助警方打假。

2017年，阿里与LV联手，助力湖南永州警方斩断一条假LV产销链，端掉4个团伙、7处窝点，抓获10多名制假头目，涉案金额高达两亿余元。

除了协助执法机关打假，今年1月份，AACA还对外宣布打响“合围诉讼打假”第一枪：阿里联合联盟首批成员、法国护肤品牌贝德玛先后将售假者诉至法院。半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目前包括Burberry、赫基集团和地素时尚在内的十余位联盟成员正在与阿里合作，开展“合围”起诉打击售假者。

2017年6月6日，警方端掉永州假LV生产窝点，查获大量假皮料。

天下无假

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投机者——这也是假货毒瘤存在的根源。

过去，品牌遭遇假货侵权，能做的非常有限。在任一平台线上投诉封店后，对方仍旧可以换个马甲重操旧业，甚至仅仅使用被“洗干净”的支付链接就能完成假货交易。

无论是阿里还是其他企业，事实上都无法在短期内彻底根除假货的存在。正如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所说：“知产保护并不是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平台所能独立承担。”

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：“透明而高效，创新且务实，AACA正在探索出一条知产保护长效机制的出路。”

虽然现阶段无法达到完美，但态度先行。早在两年前，马云就曾公开表达过阿里对治理假货的决心：资金预算投入无上限、团队人员编制无上限。

从遵循“通知-删除”原则被动处理假货投诉，到主动运用数据技术识别可疑商品，再到组建打假特战队围剿线下假货源头……2002年至今，阿里巴巴的打假事业已经走到第16个年头。

多年的经验积累伴随着技术和模式上的不断创新，阿里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数据技术为依托，执法机关、品牌权利人、平台紧密联动的知产保护基础设施。

事实上，商品大脑、假货甄别模型、图像识别算法、语义识别算法、商品知识库、实时拦截体系、生物识人认证、大数据抽检模型、政企数据协同平台。作为技术公司的阿里推出了九大打假“黑科技”。

在此基础上，阿里运用技术搭建平台，提升治理效率。2017年6月，知产快车道的上线，极大地提高了打假效率，让95%的侵权投诉能够在24小时内被处理。

服务器位于海外的Pursevalley购物网站上充斥着大量假冒奢侈品。

为打击线下假货源头，阿里巴巴成立了打假特战队。在与假货源头斗争的过程中，阿里巴巴逐步意识到，要解决假货问题，仅凭一支打假特战队是不够的，而是要输出打假能力。在这样的思路下，阿里打假联盟、云剑联盟、共享共治课堂相继成立，阿里巴巴走上了联合共建的道路。

连同已经签订过打假合作备忘录的31省行政执法机构、早已成为打假推动力的数据技术，和搭建快速处置知产投诉的“知产快车道”，以及输出打假能力的共治共享课堂等力量，已经交出漂亮成绩单的打假联盟的并流，意味着阿里打假共治系统形成闭环。在这个集合所有相关力量的系统里，各方打假力量既是打假系统闭环的有机组成，又是相互推进关系。

即便如此，想要实现“天下无假”的愿景，在当下看来仍需跨越诸多阻碍。

另一个角色的缺位，或许比上述问题显得更为严峻。

作为市场的买方，消费者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心智树立，不能在一夕之间补全。但对于平台和品牌来说，如果不能在这方面加强力度，那投入再多的资金和资源，预期效果将大打折扣。

“未来，我们将联合品牌在淘宝头条推送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信息，但内容上会更生动有趣，贴近消费者，进行潜移默化的宣导，”付筱林表示，“譬如环球影业的IP小黄人，可能就会以卡通形象的形式来向用户展示所相关的知识产权内容。”

结语：制假售假，成本低回报高。因而，无论是在前电商的传统零售时代，抑或是在电商发展已然如火如荼的今天，假货始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假货损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，也透支了卖场、电商等销售平台的公信力，但却能让制假售假者赚得盆满钵满，这也是他们为何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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